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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行知浅谈对于教育的理解!

对陶的理解

  一九一八年五月,陶行知留学归来不久,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,阐述了他对教育的理解,并提出师范生应该具备的六个观念:

  第一,教育能改良个人的天性,能使恶者变善、善者益善,能使国民识别领袖的正当与否,能使贫者变富、弱者变强,因此教育是最有效力的事业,师范生应该“专心致志,抱定主义,以教育为专门职业”。

  第二,教育可以让愚昧的人变得聪明起来,让幼小的人快快长大,让落后的人迅速进步,因此教育是一种快乐的事业。

  第三,与大学、中学相比,小学和幼稚园的教育尤其重要。因此,大中小学的教员应该是平等的,他们应该享受同等待遇。

  第四,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主,应该以学生之乐为乐,以学生之忧为忧,以学生之苦恼为苦恼。如果教师过于威严,让学生把教师当作阎罗或判官,就会失去办学的基本意义。

  第五,教育是改良社会、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,学校应该与社会有密切往来,否则大家就不会了解社会的需要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学校不是寺院或洞穴,教师也不是僧侣或隐士。

  第六,不要把学校当作人生道路的临时客栈,也不要把教育当作职业选择的权宜之计。只要进入师范学校,无论男生还是女生,都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终身大事,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与此同时,还要有“不要名、不要利,只要教育好;不怕难,不怕死,只怕教育不好”的决心,要有世世代代献身于教育的精神。

  次年二月,陶行知在《教学合一》中指出,世上的先生可以分为三种:第一种是只会教书,结果是把学生当成了书架子、纸篓子;第二种不是教书,而是教学生,但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状态;第三种是把教和学结合起来,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。他认为第一种最糟糕,第二种也不好,第三种最正确。此外,他还提出教师一方面要指导学生,一方面还要研究学问,以便让学生“多得些益处”。

  一九一九年四月,陶行知以《第一流的教育家》为题,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教育的认识。文章开头是这样的:“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: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,他只会运动,把持,说官话;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,他只会读书,教书,做文章;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,他只会盲行,盲动,闷起头来,办……办……办。第一种不必说了,第二第三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。依我看来,今日的教育家,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,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。”这两种要素是“敢探未发明的新理”,“敢入未开化的边疆”。

  紧接着陶行知指出:“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,胆量太小,对于一切新理,小惊大怪。如同小孩子见生人,怕和他接近。又如同小孩子遇上了黑房,怕走进去。究其结果,他的一举一动,不是乞灵于古人,就是仿效外国。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、穿衣,都要母亲帮助,走几步路,也要人扶着,真是可怜。”因此,他希望教育界同仁要有大胆的“敢于探求新理”的理想,要有“不怕辛苦、不怕疲倦、不怕障碍、不怕失败”的精神,要有“敢入未开化的边疆”的勇气,要有“把教育的奥妙新理,一个个的发现出来”的干劲。

  同年七月,陶行知对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发表演讲,就有关“新教育”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。他说:“新教育的目的,就是要养成……‘自主’、‘自立’和‘自动’的共和国民。”因此新教育要用共和精神,在师生共同生活的基础上,注重启发、鼓励自治、唤起兴味、责成效率,“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”,使老师的责任“重在引导”,使学生明白,在学校里一定要“自己去学”,不要“坐而受教”。

  关于教育与名利、教育与金钱的关系,陶行知的观点也值得注意。一九二一年七月,他在安庆暑期演讲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:“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。教育者所得的机会,纯系服务的机会,贡献的机会,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。”一九二三年,他在《学问的要素——答程仲沂先生的信》中说:“我不承认财力是学问的要素。我以为,只要有志学问或是有志于女子的学问,经济的难关是可以打破的。”他还说“穷苦和学问是好友;富贵和学问是仇敌。那天天轻裘肥马,炫耀于同学之前的”纨绔子弟,是不会有真学问的。后来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:“今日教育之商业化,亦为不可掩饰之事实。师生间之关系,纯为知识之贩卖。此种商业化之教育,不仅根本有背于教育原理,而且使师生感情日相隔离,不能打成一片。”

  陶行知的这话,对于如今把教育与金钱、名利联系起来的人们,是很好的提醒;对于借教育以牟利、甚至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人们,是严厉的批评。

  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,首先应该培养一种“只问是非,不计利害”的科学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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